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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国的机遇和挑战∶
Xiangzhong Yang
胚胎生物技术方兴未艾。转基因动物尤其是转基因小鼠是基础生物学和医学科学必不可少的研究模型，而利用转基因大动物（如牛羊猪）作为生物反应器在乳腺或者其他外泌性器官中表达药用蛋白如人凝血因子-8等，提供了用于人类治疗的药物蛋白的新的更有效的生产方式，有数百种药物蛋白可以使用这个方法生产。粗略估计，全球每年对转基因药物蛋白的需求超过250亿美元1。这些药物蛋白使用传统方法很难生产或者成本太高。体细胞克隆2动物的成功推翻了传统的细胞分化不可逆转的理论，提供了基础研究的新模型，人类健康和长寿的新思路。克隆技术还可以用于复制优秀或者有特殊意义的动物个体（比如顶尖种公牛和宠物），拯救濒危灭绝的物种（比如正在进行的克隆大熊猫计划）。克隆技术和转基因及基因标靶技术结合，即使用转基因或者靶基因修正后的细胞系生产转基因克隆动物群，解决了以往显微注射方法不可预测以及成功率低的问题，将转基因技术效率提高数十倍，并且使除小鼠外对其它动物进行基因标靶操作成为可能。克隆技术和最新的人胚胎干细胞技术结合而产生的治疗性克隆技术更成为人类医疗历史上革命性的技术。该技术首先使用克隆技术制造克隆胚胎（比如使用病人的皮肤细胞进行核移植获得克隆胚胎）；然后使用胚胎干细胞技术，用克隆的胚胎提取并建立胚胎干细胞系；这些胚胎干细胞可以在诱导条件下分化成所需要的各种细胞类型（如产生多巴胺的神经元细胞或者产生胰岛素的胰岛细胞）用于治疗目的（如治疗帕金森或糖尿病病人）。从理论上来说由于使用的是病人自身的细胞生产出来的治疗用细胞，移植这些细胞到病人体内将不会产生免疫排斥反应。另一方面由于胚胎干细胞可以无限传代，数量上可以保证治疗的需要，从而提供了可供移植细胞、组织和器官严重不足的解决方案。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病人需要细胞、组织的修复或者器官移植。治疗性克隆的出现将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为人类健康和长寿提供了新的希望，其应用市场前景无限。
图一∶胚胎生物技术示意图
胚胎生物技术涉及使用早期未着床的胚胎，特别是治疗性克隆技术还将无法避免的使用通过体细胞克隆获得的人的早期克隆胚胎。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对此争论很大，没可能得到政府支持，其阻力主要来自宗教、动物保护组织和反堕胎组织等。对胚胎的人工操作如注射基因、核移植等被认为“非自然”，“违反上帝意志”；使用早期胚胎的治疗性克隆更被一些团体认为是“谋杀”。以治疗性克隆为例，该技术并不意图生产克隆人，使用的克隆胚胎在体外发育到约100个细胞数目的囊胚期就终止，这些胚胎在体外生产，其时还没有着床也没有神经系统发育即没有“知觉”，被科学界普遍认为还不是“人”的个体，因而不违反国际通用的不能使用14天以后人胚胎进行研究的惯例。即便如此，各国各宗教对人的定义和对“胚胎权利”的认识上的分歧造成很多国家对此技术持保守态度。德国禁止治疗性克隆的研究。在美国治疗性克隆不能得到联邦政府资助，并且政府正在考虑全面禁止这类研究。即使是人胚胎干细胞（使用废弃的试管胚胎获得）的研究，也受到严格控制，只有在2001年8月前建立并且注册的细胞系可以得到美国政府资助使用于研究。西方国家对动物转基因和克隆技术的态度似乎情况好一些，其实也只是表象而已∶对转基因技术生产出的药物蛋白的冗长审批手续（15～20年）使得相关公司不堪重负。例如著名的荷兰GenPharm公司已经倒闭，创造多莉羊的PPL公司被挂牌出售，而美国GTC公司则被迫放弃了已经结束III-期临床实验的抗凝血因子－3号的研制。如此种种，让人看到胚胎生物技术在西方国家的举步维艰。科学家和科技公司不得不忍痛放弃他们热爱的研究，放弃即将开发成功的产品，这无疑是痛苦的。但这同时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良机∶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提供政策和足够经费支持，创造良好的科研氛围，中国就可以走到这个领域的前沿，成为世界胚胎生物技术的领先国家。中国公众有着不同于西方的伦理观念, 对于动物权利和早期胚胎的担心没有西方国家严重，也基本没有因为宗教信仰而反对胚胎生物技术的问题。人口众多，公众愿意参与科学研究实验，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使人胚胎和其他研究材料资源相对丰富。总体而言中国舆论和公众对转基因动物、克隆、治疗性克隆研究显支持态度。中国拥有很可能是全世界最宽松同时资源最丰富的的研究环境。我们很高兴的看到中国政府在明确表示“四不”政策∶不赞成、不允许、不支持、不接受生殖性克隆人的同时，宣布允许治疗性克隆研究，表明将在政策上和经费上对治疗性克隆给予支持并且正在制定相关的管理法规3,4。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政府的支持是中国在胚胎生物技术领域和其他国家的竞争中的两大重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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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dmin@医学,生命科学 2011-06-20 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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