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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华人的帮助下,一个西方式研究所初具规

2003年1月3日
(记者 杰弗里·默维斯、杨健翔。杨健翔译。英文原文发表在《科学》。)

北京报道——座落在京郊的新址即将竣工。可是还没有一个研究人员受聘,关于谁将主持研究所工作的谈判仍在进行。欢迎关注中国建立一个世界级生命科学研究所的最新尝试。

虽然还在从设想变成现实之间的阶段,但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已经有了一页引人入胜的历史。两年前朱鎔基总理访问新加坡时,听了当地几位华人科学家的建言,说中国应该创建一个按西方模式运作的生物医学研究所,让所长来决定研究课题、聘用高级研究人员和分配资源,让由内行组成的董事会来负责研究所的长期发展、筹集资金并充当与政府沟通的桥梁。这种管理结构将使之有别于通常的中国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往往是由没有什么科学素养的后行政人员紧紧牵制的。“这样的研究所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康奈尔大学的植物生物学家吴瑞说。吴是该项目的顾问之一。朱总理赞赏此项建议,回国后责成科技部做出详细规划。

科技部当时正计划成立一个农业生物技术研究所,于是决定将其研究领域扩展到整个生命科学,为此科技部拨款两亿元人民币作为研究所五年的运作经费。北京市政府主动提出,将研究所建在其北郊的中关村科技园区,市政府斥资四亿元供研究所的土地和研究室建设费用。研究所大楼定于今冬交付使用。谈起这幢面积达18,580平方米、包括一个地下车库的五层建筑,吴瑞说:“它可与美国任何一个研究所媲美,装备也一样地好。”国家计委为这个项目也拨款一亿元。

建设施工开始后,讨论转入新的研究所将如何运作。新加坡那几位科学家,由于其所在的两个研究所行将合并而面临不确定的工作前景,原本将此作为回国能得到较好待遇的一条途径。然而,他们与科技部的谈判终告破裂,于是决定退出。“我们现在只想说,我们为此作了贡献,很为自己感到骄傲,”新加坡国立大学分子和细胞生物研究所的学术带头人李蓬说。“我们希望这个新研究所能取得成功。”他们的退出,使吴瑞和其他有名的海外华人科学家有机会为建立一个真正独立的研究所而努力,研究所的领导将由一组一流科学家,而非职业官僚来选定,他们将成为确定研究所方向的权威。

“中国的体制偏好控制,但那样做不利于健康发展,”吴瑞说。“我们仍在讨论章程,我想他们在逐渐理解这一点。”中国官员已经同意在十一人组成的监委会中加入三名科学家,从而增加该机构的专业性,此前监委会的成员由各有关部门,如卫生部、农业部和教育部的代表们组成。“我们都认为科学应该由科学家来负责,”吴瑞说。

尽管研究所的结构尚未敲定,但中国官员已经在科学刊物(包括本刊)上登载广告,招聘一名所长、一名副所长、及25名学术带头人和高级研究人员,许诺的薪金相当于中国和西方的中间水平(www.cncbd.org.cn)。据科技部人士透露,一个由诺贝尔奖得主和海内外华人科学家组成的十八人小组将负责审定应聘者。

“我想政府是下了决心要建立一个西方式的研究所,但这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吴瑞说。吴曾协助台湾和印度建立了类似的机构。

(原文: With Help From Overseas Chinese, a Western-Style Institute Takes Shape) 上面提到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分子和细胞生物研究所就是按这种模式运转的;从来不用发愁经费;只发愁有多少篇top level 的paper;某年据说年终奖内容之一是每人一台notebook [标签:content1][标签:conten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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