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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事（五）：素质混杂的中国医生
在中国，在最鼎盛的“社会大办学”热潮时，曾经有“县县办卫校，区区办医专，省省办医学院”的红火景象。即使现在，也仍然存在为发展教育盲目扩招的问题。在中国，大凡是一定规模的城市，都起码有一个医学院，至于像解剖学这样的基本课，有的规模小的医学院可能连尸体都摸不上，老师直接对着挂图跟下面一百号人讲“同学们，这根血管是这么走的”。在中国，一个医学生读书的年头，从三年到八年不等。其中，多为三到四年的专科，五年的本科。大大小小的医学院教育培养医学生的方法也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标准。这些医学生大批毕业后，导致了就业的难题。虽然中国的医生占人口百分比还是很低，但其实目前城市里大医院的医生已经饱和。在乡镇小医院里，则不乏一些医专及卫校毕业的人。那些进入比较低级别医院的，管理相对更不规范，收入低的同时带来的回扣和红包现象更明显。但所有这些人，被叫做医生。其实，这支叫做“医生”的队伍良莠不齐，面临的生存环境也各不相同。记得在神经内科实习的时候，一个从外地二级医院来进修的医生，同情地说：不到协和不知道这里的神经内科医生原来这么穷，在我们医院开每一份核磁共振检查，医生都有回扣的，收入比这高多了。
在美国，医学教育就显得井井有条得多，成为医生的流程相对要统一得多，标准化得多。立志读医学院的，必须经过本科的检验。本科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专业，相比而言，这样的背景人文色彩也会更多样化。这些人必须在四年本科修完之后才能申请医学院，在申请医学院的人中，录取率大约在30%到45%，之后一读又是四年。在美国，每年总共录取大约1万6千名医学生。每年的医学院招生会根据需求市场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以保证就业。
因为中国医生的入行门槛相对低，入学的医学生数量多，而全国单二甲以上的医院就有近6000家，所以不排除有一部分混在医生的队伍里，是磨洋工、不负责任的投机分子。如果病人落在他们手里，病人大多觉得这些医生冷漠、贪婪、无能、医术平庸。这些人正雪上加霜地毁灭着整个“医生”队伍的声誉。这种没有规范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让病人敌视每一个穿白大褂的人，医生的形象日趋负面，仿佛这个队伍里个个都是品德败坏的恶劣分子。
如果我们再去看看规模相对比较大、管理比较正规的三级医院。在许多三甲医院，博士学位几乎是在医院最后生存的底线。虽然学位不能说明他们的道德基因，但能坚持清贫读医十余年，本身多少能说明他们的坚持和努力。起码象我这样中途离开要么出国、要么进公司的人，会向他们致敬。这些“新时代医生”，看上去虽不是个个如我们期望的和蔼可亲，但如果摘下两千多年来希波克拉底的眼镜，换种稍微能和现时接上轨的眼光，我们可能会发现一种明显的趋势：就是象有的职业一样，时代和环境促使这些三甲医院的“新时代医生”，开始把职业和个人生活分离。他们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在职业追求和个性释放之间，在坚守底线和妥协求全之间，来回转换着角色。这可能一个普通人在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后，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中，最后的妥协选择。
医生，“如果不是神医就是庸医”的时代其实已经过去了。这个队伍里混杂着各色人等，有着各种背景、各种追求、各种目的。作为病人，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支具有“中国特色”的混杂医生队伍，就要学会区分其中的金子和泥沙。但区分的标准是什么呢？是医德，还是医术？或者医德和医术两者兼有？
一个医生留给患者的印象可能和他真正能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两回事。有的人也许不会那么细致关怀，但是作为医生，他也许更了解为病患处理的核心要素，乃至根本就是这方面的高手——确实，他无法让你感到亲切，也许也无法让你感觉受到关注，不过在一些关键环节，他们能够高明地解决问题——这虽然不符合一个彻底高尚的医生的形象，不过如果我们抛开那些一厢情愿的设想，还是应该感恩遇到这么好的一个大夫。
一个三甲医院的骨科医生，面对一个准备换人工膝关节的病人，病人在手术前向他倾诉惴惴不安的心情时，他可能觉得这种担心不值一提：没事没事，不就是换个关节吗？在手术完了之后，当病人疼得以泪洗面，却要坚持功能锻炼时，骨科医生可能也会说：忍几天就好了。在进手术室前，他和下面的助手医生说说笑笑。进了手术室，和手术护士会开些半荤的笑话。但是，手术一开始，他立刻冷静了下来，进入另外一种全神贯注的状态。他关心每一个技术细节，有条不紊地指挥着整个小组。两小时之后，手术结束，他可能吹着口哨出了门，琢磨着周末开车带老婆孩子去郊区哪个地方玩。那位留学回国的内科教授也一样，对自己职业选择的怀疑，并不妨碍他面对病人时全力以赴，做科研时成果频出。对于那些受过正规教育、在管理正规的医院里工作的医生，我们也许也不能总用非同寻常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们。在可以容忍其他职业多样性出现的同时，医生为什么无法被给予一个缓冲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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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dmin@医学,生命科学 2011-03-06 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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